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黔东特区根据地的财政收入
（一）战争缴获 战争缴获既是当时红军装备的主要来源也是财政的主要来源。
红三军进入黔东后国民党派遣4个师的兵力对黔东革命根据地实施“围剿”。
根据地军民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组织大、小战斗近百次几乎百战百胜。
每次胜利都使红军增加了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和财政收入。
1934年5月8日红三军攻克彭水县城消灭川军鲜少华1个营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子弹余发和大量物资。
当时的《川报》载：彭城于庚午被陷……鲜营长及连排士兵、队员、民丁多数阵亡并拉去副委员长宁相如及绅商数十人公、私损失数十万元以上。
①16日红军攻下青塘园大土豪杨和顺、杨和亭的庄园缴获步枪、手枪30余支军用骡马8匹谷子1000余担肥猪2头。
之后红三军又攻下黔江县城毙敌50余人俘敌140余人缴获步枪300余支机枪5挺迫击炮3门。
同年8月又攻取国民党松桃县永安区公所盘据的一个山洞缴获3挑铜板2挑大烟。
数日后红军又取得洪滩大捷歼敌1个营缴枪100余支子弹6000余发。
二战沿河红军全歼杨畅时部缴枪300余支骡马6匹夺回药材20余担盐巴4000多斤还缴获大批物资。
8月14日一战木黄败黎刚团缴枪150余支。
8月30日破杨卓之在倒马坎构筑的“40里防线”俘敌70多人缴枪30多支获库粮多厅。
每次缴获除武器、粮食外还有金银、元宝、鸦片、食盐和布匹。
除武器、鸦片以外的其他物品部分发给了当地百姓部分留着军用。
总之红三军在黔东的战争缴获累计折算成银元在百万以上约占当时根据地财政收入的40%。
（二）没收 没收既是黔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征收的特殊手段同时又是财政的重要来源。
20世纪30年代的黔东落后、单一的农业经济决定财政来源的单一和困难。
为了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在接受广大劳动人民和开明士绅捐助之外临时使用“没收”这种特殊手段。
所谓没收就是用强制手段将土豪劣绅多年来靠残酷剥削和巧取豪夺敛聚起来的财物收归苏维埃政权所有。
没收的主要对象：国民党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包括粮食、食盐、布匹、金银珠宝、枪支弹药、土地等等。
没收成果显着据调查统计：在酉阳县南腰界没收团防头子冉瑞廷、区长张云梯、地主土豪杨少光等10余家谷子余担其他财物堆几大屋子；在德江泉口司没收联保主任田维贤步枪20余支谷子100余担；黔东独立师攻打邑梅时将土豪劣绅吴二毛盐号全部没收仅食盐就有近万斤；在印江县打土豪145户没收粮食余斤银元2000多块土布100多匹；在松桃县打土豪52户没收地主土豪稻谷10万余斤银元、铜板20余挑；在秀山县打土豪57户没收食盐近万斤粮食5万多斤；在沿河县打土豪171户没收粮食10多万斤银元、铜板近30挑；在德江县打土豪59户没收粮食8万余斤银元1000多块；在石阡县打土豪100余户没收粮食20余万斤银元多块；在江口县打土豪76户没收许多粮、油、盐、布。
没收的财物当场拿出部分救济贫苦百姓剩余部分统一造册上交财政。
（三）征发 征发是财政征收的一种临时措施。
征发的对象是根据区域内没有血债的富户。
实行征发政策的目的是为补充群众基本生活和革命战争需要抑制富农发展。
这项工作是从1934年夏开始的但实行的时间不长。
征发数额限制在征发户经济实力一定比例之内总是留有余地。
征发后还发给被征发证不允许重复征发。
征发工作由苏维埃政府组织进行所得钱粮全部列入财政收入。
征发对象印江县南克富户张华宣回忆：“苏维埃政府来通知征发我家大洋30块我们如数交纳后发给我‘征发证’此后再没有被征发过。
”苏维埃政府在酉阳县南腰界一次征发几十家富户获稻谷上千担一下子缓解了红军粮食困难问题。
（四）打给养和捉“肥羊” 打给养是苏维埃筹集财政的主要手段之一。
打击的对象是苏区以外的土豪劣绅。
一般步骤为：没收委员会派人到苏区以外百里之内的白区侦察然后确定打击目标和时间由地方苏维埃组织搬运队部队派出小分队护送由给养副官带队前往。
在打给养中执行的纪律是“四不准”和“一必须”即不准拿穷人的东西不准私分或隐瞒不准私自出卖打给养所得物资不准牵耕牛；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集体行动。
“四不准”和“一必须”是打给养中铁的纪律违者军法从事。
如在德江县毛岭的一次打给养中一战士隐瞒床单一床悄悄出售后被处以极刑。
打给养所得财物全部造册登记贵重物品上交军部其余作收入账后分配给附近部队、苏维埃政府和穷苦百姓。
当时打给养很普遍从敌方资料也可看出《沿河县志·前事·红三军》中记载：“红三军因神匪（神兵）之请求乃移驻沿属之枫香溪及谯家铺一带二十六日至沿三十里之淇滩及天宫井一带征收粮食。
……自红军移驻谯家铺后时派出游击队四出征收拉肥。
”可见当时打给养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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